长期以来，西方学者普遍认为《史记》是一部不可信的历史文献，因为其中记载了不少超自然现象。例如，美国《远东经济评论》曾发表文章网炒股配资，否定《史记》是可信的历史记录，认为其中提到的“商朝第一个王是因为母亲踩到大鸟的脚印而怀孕”属于神话传说，这种超自然的内容让《史记》不值得信赖。因此，他们否定了《史记》作为历史文献的价值。
如果一个人有九个优点，但仅因为有一个小缺点就全盘否定他，这种做法是非常不合理的。以偏概全和以一点否定全面的做法显然是错误的，西方学者应该明白这个道理。然而，他们偏偏如此执着地以一个不符合现代科学的记载来否定《史记》，这只能说明他们有意为之，刻意否定《史记》以及中国的历史文化。
事实上，我们都知道《史记》并不完美，其中的某些记载确实被后来的考古学发现推翻了。但即便如此，“瑕不掩瑜”，总体而言，《史记》是一部可靠的历史文献，记录的内容大多数是可信的。最近几年，陕西地区的考古工作取得了重大的发现，证明了《史记》上关于“汧渭之会”的记载是准确的，这又一次为《史记》提供了证据。
展开剩余77%根据清华简的记载，秦人最早的祖先应该位于山东。商朝末期，部分秦人已开始迁移到山西，而在山东济南和莱芜等地发现的嬴城遗址，可能就是秦人祖先的最初居住地之一。周朝初期，周公东征击败了商朝的残余势力，将秦人祖先迁徙到西部。秦人祖先是飞廉之子恶来，赵人祖先是飞廉之子季胜，因此秦赵两家同源同祖。
最先崛起的是季胜的后代，他们被封在赵地，而恶来后代则逐渐开始融入其中，最终秦始皇等人也被称为“赵氏”。到了周孝王时期，恶来后代的非子因擅长养马而获得周孝王的赏识，后来被封为附庸，辖地约50里。从非子开始，秦国逐渐强大起来，到了秦襄公时期，因护送周平王东迁洛邑立下功劳，秦国被封为诸侯。
秦襄公去世后，秦文公继位。公元前763年，秦文公带领700人东猎，经过长途跋涉来到了“汧渭之会”，《史记·秦本纪》对此有明确的记载：秦文公四年，来到汧渭之会，记载说道：“昔周邑我先秦嬴于此，后卒获为诸侯。”之后，秦人占据了这一地区，并将其定为居住地。
所谓的“汧河”是“千河”的古称，位于渭河的左岸，是渭河的一个较大支流。因此，按照这个名称，“汧渭之会”应当位于今天的千河与渭河交汇的地方。这里有一个值得一提的点，那就是“周原遗址”，它表明西周的都城“宗周”就位于今天的宝鸡。西周的防御重心之一便是千河河谷，考古学家在这个河谷北端发现了大量的西周遗址，但西周末期，这条防线可能已经崩溃，千河河谷极有可能是西戎打破西周防线的进攻路线。
然而，问题在于秦国历史上有过多次迁都，有“九都八迁”的说法。秦国从甘肃天水一带开始逐步东迁，史书中记载，秦人曾在“汧渭之会”停留了50多年，最终定都咸阳，这也导致了“汧渭之会”逐渐被遗弃，最终废弃。因此就出现了两个问题：一是秦文公是否真正定都在“汧渭之会”？二是“汧渭之会”究竟位于何处？
2014年，在陕西宝鸡高新区千河镇魏家崖村，村民在取土时发现了一座春秋早期的墓葬，墓中有鼎、簋、壶、盉等许多陪葬品。更为重要的是，魏家崖村恰好位于汧渭交汇处，而出土的器物风格正是秦人的风格，这引起了考古专家的关注。那么，魏家崖村是否就是历史上的“汧渭之会”呢？
2021年，考古专家对魏家崖村进行了再次调查，发现了城墙遗迹等，确认下面有一座古城。于是，从前年开始的考古发掘工作揭示了春秋早期的城址、夯土建筑、高等级的秦人墓葬、车马坑、围沟和手工业遗存等。这座遗址的面积约为百万平方米，春秋早期是这座城市的繁荣时期，遗址年代从龙山时期延续至汉代，但以春秋时期的秦文化为主。
总的来说，“魏家崖遗址”位于汧渭之交，符合史书记载的描述，证明了这是一座秦人都邑的城市。该遗址的繁荣时期主要集中在春秋早期，因此，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的教授梁云指出：“可以基本确认魏家崖遗址就是秦都‘汧渭之会’。”
反过来说，“魏家崖遗址”的发现也证明了《史记》的准确性，并没有胡乱编写内容。史书记载的确切位置因“汧渭之会”的废弃以及地名的变化而被后人遗忘，这并不是司马迁的错。事实上，在司马迁时代，“魏家崖遗址”还没有废弃，他的记载中所指的“汧渭之会”正是这片区域。随着时间推移，城市废弃，地名不断更改，这才导致后人无法确定其具体位置。
最后，考古发现的“魏家崖遗址”进一步印证了《史记》上关于“汧渭之会”的记载，证明了中国史书的高可信度，这一点是西方史学无法相比的。事实上，如果用史书与考古双重证据来验证西方历史，公元1500年前的大部分历史可能都无法被信任网炒股配资，至少无法确信。笔者并不是说某些历史完全不存在，只是说不能完全确认它们的真实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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